如光，如舟，如春风化雨——记费孝通与他的三位导师（中）

Connor 火币交易所 2024-09-19 46 0

马林诺夫斯基：传授研究方法

1936年9月，费孝通在吴文藻的安排下，负笈英伦。此时，费孝通母亲已去世十年，和费孝通有着深厚感情的奶妈，临行前，用红纸包了一包家中灶台上的泥土，叮嘱说，在海外，想家的时候，就用这泥土煮一点汤喝。费孝通深知这包泥土的分量，此次西行的目的正是为了他依恋的乡土中国的重建。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首先要认识人类自身。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运用迅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如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了解和认识人类。最早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引进国内的是思想启蒙家严复先生，1897年，他同时翻译了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文译名《天演论》）和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中文译名《群学肄言》），西方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又大多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引起吴文藻注意。他作为社会学家，却把自己最器重的弟子们送到美、英去读人类学。如李安宅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人类学，林耀华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费孝通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人类学。这是因为吴文藻深刻认识到社会学中国化必须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而了解和学习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是完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1922年，费孝通还在振华女校读高小时，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完成了人类学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巨著《西太平洋上航行者》，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该著作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主张。第一次将田野调查、观察法和民族志等方法引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他在本书的导言中，用极大的篇幅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只身一人进入到西太平洋以特罗布里恩群岛为中心的库拉区域，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从而逐步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马林诺夫斯基是因为读到人类学大师弗雷泽的《金枝》而改学人类学，但他的研究方法与前辈有着重大区别。前辈们所写著作基本上依靠文字档案、书本记载、书信以及其他途径间接获得的资料，而马老师则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住在土人中间共同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穿他们的衣服，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又运用观察法，保持与土著人的距离，以便更加深入地观察与研究。正是这个方法论上的差异，将这门科学带向一个新的时代。

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田野调查方法，成为日后费孝通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的锐利工具。晚年费孝通在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模式的地方，都有他解剖麻雀般研究的典型社区。他一生三访温州、禄林，五上瑶山、沧州，八访甘肃，二十八次去江村。他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独树一帜的田野调查方法，在掌握大量现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社会组织和分层、社会风俗、家庭婚姻、生产方式等诸多社会要素进行分析，对它们在社会生态体系中各自发挥的功能作了理论上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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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已经接受了社会学功能学派的熏陶。1936年初，他在广州医院的病床上开始写作《花篮瑶社会组织》，这份社会学研究报告不仅是我国较早瑶族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国运用功能学派理论研究民族学的处女作。两年后，在马林诺夫斯基的亲自教导和训练下，他系统而娴熟地运用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建构了一个真实、有机和立体的中国农村村落的社会生活图景。他把中国社会学研究推到了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为世界研究中国开了一扇窗子，这就是费孝通的扛鼎之作《江村经济》。

1936年9月，当费孝通带着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走进伦敦荷尔本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门时，作为欧洲人类学社会学学术中心的领头人马林诺夫斯基，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建校300周年盛典，在此期间他与来自燕京的吴文藻一起讨论了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当然，向马林诺夫斯基推荐费孝通也是讨论的重要议题。

20世纪20年代初，研究土著一举成名的马林诺夫斯基意识到，研究文明世界所不了解的野蛮和原始部落，虽然有学术兴奋点，但却忽视了对人类文明社会的研究。因此，当他第一次与费孝通见面，他对开弦弓村的调查情况就产生了兴趣，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助理（费孝通当时的指导老师雷蒙得·弗思），说他要亲自培养一名来自中国的人类学者，于是费孝通成为马老师的入室弟子。

《航行者》虽然是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作品的宏大叙事写作方法仍然是与古典学派弗雷泽的《金枝》一脉相承。《江村经济》的写作风格则是理性、精确和冷静的，开弦弓村的社会形态比西太平洋的土著社会要复杂得多。这也给费孝通运用功能学派的理论探窥中国富裕地区开弦弓村的社会生态系统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如从家庭到亲属关系的扩展，从村政府、保甲制和其他社会组织功能的运行，从农业向手工业、商业贸易和渔业副业等社会分工的细化，从民俗、巫术到宗教的发展，从土地制度到农村财产的继承与传递，以及资金市场发育的研究等等。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航行者》的出版，使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迅速浸染当时的学术界。所谓“民族志”方法，则是在选取典型村落、社区基础上，进行连续不间断的跟踪、研究，从而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动态而系统的研究资料。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费孝通来说，无疑是在他日后学术生涯中始终想实现的目标，他要做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忠实记录者，为后人留下一页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档案。

不过进入改革开放轨道的中国社会实在变化太快了，当费孝通正在为乡镇企业鼓与呼，此时苏南乡镇企业已经纷纷脱去集体经济红帽子，走向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当费孝通的眼光正从村落转向小城镇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潮水般地掠过小城镇涌向大中城市；当费孝通在传统产业里摸索发展规律，信息与知识爆炸，互联网异军突起正在对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洗牌。因此，民族志方法不是依靠个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但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特定时代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一部连绵不绝的民族档案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席明纳”，这个马林诺夫斯基特有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对《江村经济》的成书起了很大作用。所谓“席明纳”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每周都会在他家里安排的一种师生平等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与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相长”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大叔喜烟，门窗又不开，于是参加“席明纳”的学生们也索性抽起烟来，屋内烟雾弥漫，依稀可见马大叔斜躺在床上，忽而谈笑风生，忽而妙语连珠。《江村经济》的立论、篇章结构和素材选择就在烟雾弥漫的小屋内逐步成形。

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将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哪段写得不好，哪段说得不对头，真把我吓得不知所措。

该论文中的主要几章都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日的人类学”讨论班上宣读、讨论、修改、重写过的。

就这样，费孝通一章一章读，大家一章一章议，他再一章一章改，终于来到他学术生涯的重要时光：通过了《江村经济》博士论文，并经马大叔写序后，由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马大叔在序言中热情地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如光，如舟，如春风化雨——记费孝通与他的三位导师（中）